参考文献：张国焘《我的回忆》，香港明报出版社，1974年；徐向前《历史的回顾》，解放军出版社，1988年；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一卷，中共党史出版社，2002年；中央军委确认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六位军事家公告，1989年11月；中共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《最早陨落的军事家蔡申熙》史料汇编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，请理性阅读 1979年12月3日凌晨，加拿大多伦多郊区一家官办养老院里，气温已跌至零下十几度。 82岁的张国焘躺在病床上，夜里翻身时，把被子与毛毯一起弄落到了地板上。 他数次按铃呼叫护士，始终无人应答。整间病房里，只有寒风从门缝里一点一点透进来。 就这样，他在漆黑的严寒里，一个人撑过了漫漫长夜。到凌晨5时，当家人赶到病院，他已去世多时了。 这位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历史人物，就以这样一种方式，悄然告别了世界。 他死后的丧葬费，三个儿子拿不出来，最终由彼岸的蒋经国得知消息后，电汇了3500美元，才办完后事。 从曾经统帅十万精兵、令各方侧目，到无力自筹身后钱、子女出不起葬礼费，人生的落差，就是这么大。 他这一生，留给世界的遗产，是一部近百万字的回忆录《我的回忆》。 这部书里，他把几乎所有的昔日同僚都点了名，笔墨之间，刻薄者不在少数，诋毁者亦有之。 从上海、广州到延安，凡是与他有过交集的人，几乎都没能逃过他这支笔。 然而翻遍全书，有两个人的名字，他始终没有落下半句坏话。 每一次写到这两人，笔调都截然不同——不是审视，不是怀疑，是真心的尊重，甚至是钦佩…… [一]【从创党元老到异乡孤魂】 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，放在同辈人里，实属罕见。 1921年，他以北京大学学生的身份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是党的创始人之一。 那一年，他才24岁，风华正茂。在中共一大上，他担任了会议的记录工作，算得上是核心参与者之一。 此后，他先后主导工人运动，参与红军早期建设，职务历来不低，在早期党内的话语权极强。 1922年至1923年间，他积极投身劳工运动，参与组织了多起重大工人罢工行动，在党内积累了相当的政治威望。 正是这段经历，让他在党内早期领导层里站稳了脚跟，获得了相对稳固的资历地位。 然而，他真正的出彩时期，是在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。 1931年，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，张国焘以领导人的身份主持大局，手握数万人马，权力一度达到顶峰。 那时候他手里的兵力、地盘，在整个红军体系里数一数二，论声势，不可谓不大。那段日子，他是真正风光过的。 然而，这个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从他最得意的那段时期就已经埋下了根——野心大过格局，权力欲压过大局观。 他牢牢掌握着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政大权，却始终把这份权力视作个人的筹码，而不是革命的工具。 1935年，红军两大主力在四川会师，本是革命力量大合流的历史时机。 张国焘却违背党中央的指示，坚持率部南下，不愿跟随北上方向。 这一步走错，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过程中损失惨重，伤亡极大，大批干部战士折损于川康高原的漫漫雪山和草地之间。 后来迫于形势，才不得不带部队重新北上，这时手里的兵力，已经折了大半。 1938年4月3日，张国焘以祭拜黄帝陵为名，从延安秘密出走，投向了戴笠主持的军统。 同月18日，党中央宣布开除他的党籍。这一步，他走了出去，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。 离开之后的日子，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过。 国民党那边把他当棋子使，到了台湾地区，住所被强行征用，处境尴尬；辗转去了香港，做生意炒黄金，碰上金价大跌，折了一笔钱；妻子杨子烈上街买菜时摔了一跤，骨盆断裂，落下了残疾，从此走路一瘸一拐。 日子越过越难，钱越来越紧，这段岁月，对张国焘来说，是一段真正难熬的流离。 后来发生的事，特殊时期的风潮波及了香港，张国焘夫妇决定出国避难，1968年来到加拿大多伦多，投奔大儿子张海威。 大儿子在当地教数学，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，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做工程师。 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了一段时间后，发现儿子收入有限，实在不好意思拖累，便搬出来，住进了当地的免费养老院。 加拿大法律规定，65岁以上老人可享受政府福利救济，他们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足够维持生活，有时还能到中国餐馆吃一顿。 走投无路之下，1961年，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上门来，请他撰写个人回忆录，条件是每月支付2000港元作研究经费。 那时候的2000港元，对张国焘来说，算得上是雪中送炭。 他答应了，废寝忘食地写了整整4年，终于完成了这部近百万字的著作。 这是他晚年最主要的一门营生，也是他这一生里，唯一还能用来谋生的资本—— 他的记忆，和他曾经的那些经历。 [二]【一部在海外问世的回忆录】 1966年起，香港《明报月刊》取得这部回忆录的中文版权，开始连载，对外题名《我的回忆》。 从1971年到1974年间，该书陆续分三册出版单行本，正式在香港公开发行